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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曉瑾

      為什么寫《信仰》這本書呢？五年前，我處于人生低潮。父親剛病逝，我又被55歲提前退休。痛苦和迷惘之際，我沿著周恩來的足跡，開始5年尋訪的旅途。未曾想到，受周恩來精神的反哺，使我走出狹隘之低谷，活成最好的自己。

      青年需要榜樣和偶像。我的偶像是周恩來，他也是眾多國際友人的偶像。1987年，英籍作家韓素音邂逅美國原總統肯尼迪的遺孀杰奎琳，杰奎琳請韓一定要寫寫“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周恩來”。韓素音便調查研究，寫下名著《周恩來和他的世紀》。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設置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韓素音說：“許多國家的青年效仿電影明星、歌星、球星。然而，青年渴望英雄，渴望能向他們揭示人生真諦的人物，而不是西方扭曲的人生價值。”

      人活著要有信仰。廣東，是周恩來最早革命之搖籃。1924年從西歐回國，他擔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長，創建第一支中共武裝力量。他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參與兩次東征，主政東江；他是我黨最早武裝斗爭和軍事領導人之一。1925年周恩來夫婦在廣州新婚成家。但他未曾想廣東遇險多達6次：棉湖之役九死一生、沙基慘案幸免于難、“8·24戊戌司令部宵禁槍擊案”、“中山艦事件”后被蔣軟禁造幣廠、南昌起義軍撤退潮汕蓮花山被截擊，黃厝寮村病重、碣石灣搶險渡海……采訪中，在蓮花山被截擊后，剩下官兵抬著發高燒的周恩來撤退。當經過廣東陸豐時，子彈密集，戰士欲放下擔架上的周恩來，危急萬分！當時高燒不退的周恩來，是被戰士抬進薛家祠堂時，當兵匪搜查、周恩來、葉挺、聶榮臻隱蔽黃厝寮村黃秀文家、藏身山洞養病時，當強渡香港途中經歷海匪、鯊魚和狂風海浪時，都是命懸一線。聶榮臻元帥回憶說：“那條船，實在太小……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我們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斗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9月，國民黨特務機關登報“懸賞通緝周恩來”！1931年底，周恩來從上海通過地下交通線，經廣東汕頭、大埔、永定，抵達江西中央蘇區。真是生死兩茫茫啊！

      我寫的《信仰》書中，第1章到24章涌現眼簾：“劍拔弩張、刀光血影、軟禁、患難、生死訣別，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印尼鐵血團暗殺、十年浩劫蒙冤……”震人心魄！周恩來是從血火中走出的幸存者！但是，在他備嘗艱辛的革命生涯中，無論黨的事業面臨的挑戰多么嚴峻，擔負的責任多么艱巨，個人受到多么困難和委屈，他都堅定地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人活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生命，一個是精神。周恩來是精神崇高的人。在南開中學讀書時，他以民族崛起為己任，作文寫道：“躑躅途中，睹乞丐成群，則思推己及人，視天下饑如己饑，溺如己溺。”19歲時周恩來說：“相會于中華騰飛之時。”他精神云層中透出的亮光，是信仰；支撐他跋涉無數艱難險阻，是信仰！

      周恩來信仰的力量，來自犧牲戰友。“與有肝膽人共事，于無字句中讀書。”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共產黨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劉爾崧、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彭湃、楊石魂、周文雍、陳鐵軍等相繼遇害。鄧穎超說：“廣州，是曾和許多戰友和烈士共同奮斗過的地方。”他們的事跡，感人至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臨行前寧死不跪、被兇手亂刀砍死。共產黨教官蕭楚女重病、雙手綁在汽車后被活活拖死；其戀人廣州起義女戰士游曦，被敵人脫光衣服示眾，尸體砍幾段……中央農委書記、江蘇軍委書記彭湃，被敵人用酷刑“暈去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折，身無完膚，其他四人所受慘刑同樣令人不忍盡述。”和彭湃同走向刑場的楊殷烈士寫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誓言，驚天地泣鬼神啊！為了信仰。他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在采寫中，我經常熱淚盈眶。什么是幸存者？幸存者就是，你從死的人生命活出來，只有這樣他們才沒有白死，他們的犧牲才算值得。周恩來說：“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中，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1973年元月到1976年病終前，他忍受精神上的負重，和身體病痛的折磨。而他卻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

      周恩來信仰的力量，來自于人民。他說過：“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這個本就是人民群眾。在廣東鄉村視察，他與群眾有著親近與和諧的關系，1954年，他到天字碼頭看望水上居民，看到一些小孩背著浮水木塊，看到一家大小擠在狹小艇上，要求幫助他們到岸上居住；1958年他冒酷暑在新會調查7天7夜，找育種專家周漢華走村串戶，就是要搞清楚水稻年畝產600斤還是畝產2000斤？1972年，他看到《廣東省外逃情況和采取措施報告》他批示說：“勸回來的，可以教育，千萬不要斗爭……而要好好地做工作，解決他們的困難不要什么問題都提到路線斗爭上來。”文件中講到蓮塘大隊征購糧比1966年多26.7萬斤，為完成任務，交了庫存量，社員口糧由50斤減少到39斤。周恩來批示：“這如何能行？交了過頭糧，減了口糧，交了庫存量，這筆賬怎么算？”周恩來用實事求是的精神，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榜樣。

      廣東是周恩來鄧穎超新婚之地，也是喪子之處，悲喜交加。1954年11月，周恩來到廣州休養，路過他與鄧穎超1925年住過文德樓的舊址，寫信告訴在京養病的鄧穎超，引起妻子的共鳴：“恩來———我親愛的老伴：羊城，是多么值得紀念和易引起回憶的地方！它是我們曾和許多戰友和烈士共同奮斗過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開始的地方。30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在白色恐怖中，他們互相尋找對方。書中《文德里5號新婚》，《長壽西5號：難產》章節，1927年4·15蔣介石“清黨”鄧穎超難產喪子、逃脫緝捕。特別是鄧穎超多次尋找救助自己的護產士，催人淚下。

      采訪中，我采訪當事人及其后代400多人。資深黨史專家李海文老師對我說：“你也是親歷者啊。”確實如此。從1958年第一次見周恩來夫婦，到1992年赴京送別奶奶鄧穎超，期間，我見到許多元帥和將軍。1962年月4月某日，父母帶我去看爺爺，殊不知賓館里開的是“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廣州會議）；1967年4月，周總理在中山紀念堂作報告時，我和弟弟接孔石泉政委通知，在軍區等候爺爺。他嘔心瀝血地與群眾組織座談，歷史的背景，今日采訪才明白。40年前，我在中傳媒讀書時，學院放電影《刑場上的婚禮》。我講給七奶奶鄧穎超聽，她深情地對我說：“這是廣州起義后真實的事件，里面犧牲的烈士陳鐵軍，曾經救過我。”1985年春，在廣州見到我時，她再次提起：“你是記者，找找周文雍陳鐵軍埋在哪？”這囑托使我苦苦尋找，含淚寫下第14章紅花崗刑場：永恒。

      中央文獻研究室等部門拍攝《榜樣——周恩來的故事》時，該研究室原第二編研室主任廖心文找我問詢：救過鄧穎超的醫生護士下落；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室一處處長費虹寰，編輯《周恩來鄧穎超書信選集》等，我也匯報找到保生產院的舊址、陳鐵軍護送鄧穎超撤退等。

精神富礦挖掘不竭。本書原稿構思16章節。越采訪，越采之不盡，一直加到30章，最后精煉到26章。我增加《第7章：白石龍村：大轉移》。《第10章：萬山要塞：密談》。《第18章：羊城賓館：廣州會議》《第20章：珠江賓館：談判》、《22章：岑村：最后的視察》……還有香港澳門回歸，還有華僑和歸僑問題，還有南粵膠墾殖事業……在這本書里，諸多歷史往事不及訴說？章節記錄僅是冰山一角。

      采訪，也是搶救紅色文化遺產的賽跑。有的舊址缺乏保護，有的珍貴錄音在遺失，一些親歷者相繼離世。如：救助鄧穎超的醫生王德馨和韓日修，周恩來讓座的新會育種專家周漢華，收到周恩來寄20元大洋而改變命運的烈士孤兒曹云屏……一些親歷者年事已高，如：1958年周總理為新會葵藝廠工人煽涼的趙文達，多次接待周總理的原省委秘書長關相生（96歲），周恩來關懷過的烈士遺孤張清明（89歲），兩次文化大營救親歷者楊奇老師（92歲）……我及時采訪到他們，記錄一些將消失的珍貴史料。

      人生的意義是什么？爺爺周恩來用他的人生，作了回答。超出生命和自然需要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而他精神的最高快樂，是為人民服務。“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就是為人民服務，最根本宗旨。這是一個共產黨人堅忍不拔的力量。他說：“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于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

     習近平總書記說：“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周恩來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范，感召和哺育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什么能讓我們的思考越深沉和持久？這就是我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周恩來的骨灰，早已與祖國山河融為一體。他的生命消失后，精神卻活在我們中間。我們懷念他，年復一年，為他灑下熱淚，默默地體悟著他的生命意義，和那堅如磐石的信仰。

作者系周恩來侄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