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要聞
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孟向東 司馬連竹
在燦爛厚重的眾多中原文明史前遺址中,南陽黃山遺址稱得上十分獨特。
它曾先后被兩次考古發掘,前一次出土了5000年前的玉鏟(鉞),得史學界冠以“中華第一鏟”美名。
從2018年起至今持續的正式發掘中,黃山遺址一系列已出土的重大發現震驚四方,其遺存遺跡的豐富鮮活、文化種類的交融多元和前所未見的文明樣式,或將成為佐證中華文明多樣性起源的重大節點。
驚鴻一瞥
黃山遺址位于南陽市臥龍區蒲山鎮黃山村北側,遠遠望去,似乎只是一座普通的丘陵。事實上,即使在2018年啟動正式發掘之前,這座貌不驚人的“土丘”與周邊環境相比也顯得毫不起眼。
位于南陽市中心城區北部的蒲山鎮,恰恰是南陽盆地向伏牛山南麓的過渡地帶。如果從南陽獨山腳下出發,沿白河向西北經行,地貌便從一馬平川變成丘壑起伏,兼有蒲山、豐山等石質山嶺矗立。
在南陽盆地名頭更響的獨山、蒲山、豐山、紫山等“九架孤山”映襯下,丘陵狀的黃山當然并不突出。但從周邊環境看,黃山東臨白河、北依豐山,距出產四大名玉之一的獨山不足3公里,又處于古代交通要道三鴉路一側,位置可謂得天獨厚。
黃山遺址的首次面世,也源于一次意外。1955年前后,南陽地區進行首次文物調查時,工作人員從黃山村附近收集到石斧、陶器等文物,追根溯源后對黃山進行考察并認為,這座村民口中的“大墳”可能是一處新石器文明遺址。
1959年,經上級批準后,南陽地區組織文物勘探隊試發掘黃山,共探明了部分房基遺址和57座墓葬。在豐富的史前文物中,一件鏟狀的大型玉器令人眼前一亮,被送至北京經權威專家鑒定為獨山玉材質,年代可上溯至5000年前,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中華第一鏟”。
而這件獨山玉鏟,真正的身份是玉鉞。那它為何當時被稱作“鏟”?
因為在此之前,出土的鉞只有更早的石質鉞,以及商周以來的青銅鉞等金屬鉞。但拿黃山出土的這件玉鉞與其他鉞對比,其形制別無二致。
從“鏟”到“鉞”,不只是這件瑰寶身份從生產工具變為王權禮器。隨著考古認知的提升,中華第一玉鉞的現世,也昭示著黃山遺址將占據更加重要的文化地位。
在試發掘之后,黃山遺址曾一度沉寂。但在一些執著追尋南陽古文明的史學愛好者眼中,黃山不僅僅是盆地為數不少的石器時代遺存之一,而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遺址。
曾任南陽市文廣旅部門負責人的文化學者白振國,在2011年以后多次呼吁重視黃山遺址的保護,并從文化內涵等角度力圖佐證此處的重大價值。
“黃山遺址周邊文化遺存十分多樣且厚重,既有史前巖書巖畫分布、有古代夏路,有獨山玉出產,還有后世王子朝奔楚的歷史遺存,充分說明這里具備古文明發展壯大的條件。”白振國表示,從地理位置、資源氣候等多種因素考量,黃山遺址應當處于南陽史前文明的核心區域。
2013年,黃山遺址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由河南省文物部門牽頭組織對黃山及周邊進行正式發掘,人們再次“認識”黃山遺址,也將掀開新的篇章。
綿綿不絕
“要認清黃山遺址的整體面貌,現在還遙遙難望及終點。”河南省考古研究院黃山考古領隊馬俊才說,本來以為這里是自己考古工作的一個‘中途站’,但歷經5年多的發掘,越來越多的新發現層出不窮,一再挑戰著許多固有的認知。
考古需要實證、避免假設,這是和文化研究最大的不同。但自2018年以來,黃山遺址的發掘逐步進入“井噴期”,一系列“前所未有”不免讓人浮想聯翩。
今年上半年,黃山考古隊聯合鄭州博物館推出“玉出中原——河南南陽黃山考古發現成果展”。馬俊才在策展過程中,提出黃山遺址在諸多方面擁有“考古之最”,初步揭示了一個不一般的黃山文明。
首先是中國最復雜的史前遺址。馬俊才認為,黃山遺址的區位獨特,距今5000年左右的炎黃時期,中原與關中仰韶文化代表的華夏集團、南方屈家嶺文化代表的苗蠻集團、東方大汶口文化代表的東夷集團在此上演了“三國”式的交融、碰撞。
直接證明這一觀點的,是黃山遺址從山頂地表往下延伸的“厚度”。目前已探明了5米厚的新石器時代堆積土層,每10厘米左右就有一個文化層,距今時間從7000年至4000年前,這一點在目前發現的史前遺存中無出其右。
超長的文明發展跨度,造就了黃山遺址龐大的規模。僅目前獲準發掘的40萬平方米遺存中,就出土了中國最早最大的玉器制作工坊群、最早的人工運河和碼頭,以及大量的高等級貴族墓葬,功能齊備的生活建筑群,甚至有城墻和疑似王城宮殿的地基正待發掘。
在這許多“最”中,還有滿滿的微觀細節“之最”。在黃山遺址山頂的主探方內,不同時期的玉器作坊、墓葬和生活區混雜疊加,考古人員清理一層就有一層的驚喜。
如發掘出多座仰韶文化建筑群中,大多房間都有推拉門、滑道,各房間功能不同,操作臺、置物臺、儲藏間、爐臺、鋪位、設施齊全,房間里居然發現了5000多年前的地暖坑。
已發現仰韶時期糧倉達30余處,其中一處50平方米里就分布了大小相近、形制雷同的6座糧倉。經植物考古研究分析,這些糧倉里裝的糧食主要是粟和黍,少量為大米和根莖類食品。同時倉儲著南方、北方的糧食作物,生動說明了黃山遺址上的這處古國或政權,不但農耕技術發達、生活物資充足,更是南北方文明交融交流的中樞。
這次正式發掘中,黃山遺址再次出土了10余座持玉鉞的王權首領級墓葬。這些高級大墓常常有弓箭等罕見的陪葬品,個別大墓還陪葬有象牙柄木質權杖。此外,目前黃山遺址已出土的墓葬里陪葬豬下頜骨總數達2000多個,單是M77貴族墓的墓主,就有400多頭豬下頜骨陪葬。
倉廩實,知禮節。在馬俊才看來,黃山遺址最燦爛、最核心也最獨特鮮明的特質,就是以玉器加工、使用和交易為代表的玉文化。大量的出土玉制品和附屬遺存,補足了中原地區制作玉、以玉為禮的文明階段空白。
玉顯中原
“黃山遺址是跨越仰韶、屈家嶺、石家河等時期的以大型玉器制作為主的中心大遺址,也是探討江漢平原文明起源、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性遺址。反映了仰韶晚期家庭作坊群向屈家嶺時期工廠式集約化生產模式轉變的規律,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游新石器手工業體系的空白。”
2021年,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委會、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舉辦了南陽黃山遺址考古發掘專家現場咨詢會。在相關會議紀要中,作出了以上論斷并提出,該遺址“是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遺址,為我國新時期時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
在此之前,我國考古學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李伯謙和王巍先生分別來到黃山遺址實地考察。兩位大家在仔細查看現場發掘情況后,分別揮筆題詞“文明在宛”、“中華瑰寶 千年一遇”。
權威專家紛至沓來,和高規格的研究論斷,終于讓黃山遺址再次驚艷出世,“一眼驚千年”。2022年,黃山遺址先后入選“2021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發現”、“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和“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堪稱“連中三元”。
多重光環加身之下,黃山遺址保護進程邁入快車道。今年5月,南陽市啟動黃山遺址考古保護大棚建設,該項目將作為今后的國家考古公園主體建筑,承擔起保護、展示“一眼史前三千年”的黃山遺址。
南陽黃山遺址博物院院長曹新洲告訴記者,黃山遺址作為首個由南陽全程協助參與發掘的考古工程,其意義不僅再現了大遺址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獨特表現,更是對南陽考古人的洗禮,“對黃山遺址的保護、發掘和研究、傳承,將從這一代人開始持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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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孟向東 司馬連竹
在燦爛厚重的眾多中原文明史前遺址中,南陽黃山遺址稱得上十分獨特。
它曾先后被兩次考古發掘,前一次出土了5000年前的玉鏟(鉞),得史學界冠以“中華第一鏟”美名。
從2018年起至今持續的正式發掘中,黃山遺址一系列已出土的重大發現震驚四方,其遺存遺跡的豐富鮮活、文化種類的交融多元和前所未見的文明樣式,或將成為佐證中華文明多樣性起源的重大節點。
驚鴻一瞥
黃山遺址位于南陽市臥龍區蒲山鎮黃山村北側,遠遠望去,似乎只是一座普通的丘陵。事實上,即使在2018年啟動正式發掘之前,這座貌不驚人的“土丘”與周邊環境相比也顯得毫不起眼。
位于南陽市中心城區北部的蒲山鎮,恰恰是南陽盆地向伏牛山南麓的過渡地帶。如果從南陽獨山腳下出發,沿白河向西北經行,地貌便從一馬平川變成丘壑起伏,兼有蒲山、豐山等石質山嶺矗立。
在南陽盆地名頭更響的獨山、蒲山、豐山、紫山等“九架孤山”映襯下,丘陵狀的黃山當然并不突出。但從周邊環境看,黃山東臨白河、北依豐山,距出產四大名玉之一的獨山不足3公里,又處于古代交通要道三鴉路一側,位置可謂得天獨厚。
黃山遺址的首次面世,也源于一次意外。1955年前后,南陽地區進行首次文物調查時,工作人員從黃山村附近收集到石斧、陶器等文物,追根溯源后對黃山進行考察并認為,這座村民口中的“大墳”可能是一處新石器文明遺址。
1959年,經上級批準后,南陽地區組織文物勘探隊試發掘黃山,共探明了部分房基遺址和57座墓葬。在豐富的史前文物中,一件鏟狀的大型玉器令人眼前一亮,被送至北京經權威專家鑒定為獨山玉材質,年代可上溯至5000年前,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中華第一鏟”。
而這件獨山玉鏟,真正的身份是玉鉞。那它為何當時被稱作“鏟”?
因為在此之前,出土的鉞只有更早的石質鉞,以及商周以來的青銅鉞等金屬鉞。但拿黃山出土的這件玉鉞與其他鉞對比,其形制別無二致。
從“鏟”到“鉞”,不只是這件瑰寶身份從生產工具變為王權禮器。隨著考古認知的提升,中華第一玉鉞的現世,也昭示著黃山遺址將占據更加重要的文化地位。
在試發掘之后,黃山遺址曾一度沉寂。但在一些執著追尋南陽古文明的史學愛好者眼中,黃山不僅僅是盆地為數不少的石器時代遺存之一,而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遺址。
曾任南陽市文廣旅部門負責人的文化學者白振國,在2011年以后多次呼吁重視黃山遺址的保護,并從文化內涵等角度力圖佐證此處的重大價值。
“黃山遺址周邊文化遺存十分多樣且厚重,既有史前巖書巖畫分布、有古代夏路,有獨山玉出產,還有后世王子朝奔楚的歷史遺存,充分說明這里具備古文明發展壯大的條件。”白振國表示,從地理位置、資源氣候等多種因素考量,黃山遺址應當處于南陽史前文明的核心區域。
2013年,黃山遺址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由河南省文物部門牽頭組織對黃山及周邊進行正式發掘,人們再次“認識”黃山遺址,也將掀開新的篇章。
綿綿不絕
“要認清黃山遺址的整體面貌,現在還遙遙難望及終點。”河南省考古研究院黃山考古領隊馬俊才說,本來以為這里是自己考古工作的一個‘中途站’,但歷經5年多的發掘,越來越多的新發現層出不窮,一再挑戰著許多固有的認知。
考古需要實證、避免假設,這是和文化研究最大的不同。但自2018年以來,黃山遺址的發掘逐步進入“井噴期”,一系列“前所未有”不免讓人浮想聯翩。
今年上半年,黃山考古隊聯合鄭州博物館推出“玉出中原——河南南陽黃山考古發現成果展”。馬俊才在策展過程中,提出黃山遺址在諸多方面擁有“考古之最”,初步揭示了一個不一般的黃山文明。
首先是中國最復雜的史前遺址。馬俊才認為,黃山遺址的區位獨特,距今5000年左右的炎黃時期,中原與關中仰韶文化代表的華夏集團、南方屈家嶺文化代表的苗蠻集團、東方大汶口文化代表的東夷集團在此上演了“三國”式的交融、碰撞。
直接證明這一觀點的,是黃山遺址從山頂地表往下延伸的“厚度”。目前已探明了5米厚的新石器時代堆積土層,每10厘米左右就有一個文化層,距今時間從7000年至4000年前,這一點在目前發現的史前遺存中無出其右。
超長的文明發展跨度,造就了黃山遺址龐大的規模。僅目前獲準發掘的40萬平方米遺存中,就出土了中國最早最大的玉器制作工坊群、最早的人工運河和碼頭,以及大量的高等級貴族墓葬,功能齊備的生活建筑群,甚至有城墻和疑似王城宮殿的地基正待發掘。
在這許多“最”中,還有滿滿的微觀細節“之最”。在黃山遺址山頂的主探方內,不同時期的玉器作坊、墓葬和生活區混雜疊加,考古人員清理一層就有一層的驚喜。
如發掘出多座仰韶文化建筑群中,大多房間都有推拉門、滑道,各房間功能不同,操作臺、置物臺、儲藏間、爐臺、鋪位、設施齊全,房間里居然發現了5000多年前的地暖坑。
已發現仰韶時期糧倉達30余處,其中一處50平方米里就分布了大小相近、形制雷同的6座糧倉。經植物考古研究分析,這些糧倉里裝的糧食主要是粟和黍,少量為大米和根莖類食品。同時倉儲著南方、北方的糧食作物,生動說明了黃山遺址上的這處古國或政權,不但農耕技術發達、生活物資充足,更是南北方文明交融交流的中樞。
這次正式發掘中,黃山遺址再次出土了10余座持玉鉞的王權首領級墓葬。這些高級大墓常常有弓箭等罕見的陪葬品,個別大墓還陪葬有象牙柄木質權杖。此外,目前黃山遺址已出土的墓葬里陪葬豬下頜骨總數達2000多個,單是M77貴族墓的墓主,就有400多頭豬下頜骨陪葬。
倉廩實,知禮節。在馬俊才看來,黃山遺址最燦爛、最核心也最獨特鮮明的特質,就是以玉器加工、使用和交易為代表的玉文化。大量的出土玉制品和附屬遺存,補足了中原地區制作玉、以玉為禮的文明階段空白。
玉顯中原
“黃山遺址是跨越仰韶、屈家嶺、石家河等時期的以大型玉器制作為主的中心大遺址,也是探討江漢平原文明起源、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性遺址。反映了仰韶晚期家庭作坊群向屈家嶺時期工廠式集約化生產模式轉變的規律,填補了中原和長江中游新石器手工業體系的空白。”
2021年,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專委會、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舉辦了南陽黃山遺址考古發掘專家現場咨詢會。在相關會議紀要中,作出了以上論斷并提出,該遺址“是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遺址,為我國新時期時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
在此之前,我國考古學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李伯謙和王巍先生分別來到黃山遺址實地考察。兩位大家在仔細查看現場發掘情況后,分別揮筆題詞“文明在宛”、“中華瑰寶 千年一遇”。
權威專家紛至沓來,和高規格的研究論斷,終于讓黃山遺址再次驚艷出世,“一眼驚千年”。2022年,黃山遺址先后入選“2021年度河南五大考古新發現”、“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和“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堪稱“連中三元”。
多重光環加身之下,黃山遺址保護進程邁入快車道。今年5月,南陽市啟動黃山遺址考古保護大棚建設,該項目將作為今后的國家考古公園主體建筑,承擔起保護、展示“一眼史前三千年”的黃山遺址。
南陽黃山遺址博物院院長曹新洲告訴記者,黃山遺址作為首個由南陽全程協助參與發掘的考古工程,其意義不僅再現了大遺址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獨特表現,更是對南陽考古人的洗禮,“對黃山遺址的保護、發掘和研究、傳承,將從這一代人開始持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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