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文明的足跡⑥丨最早的中國——洛陽二里頭遺址
更新時間：2022-12-9 15:43:17 來源：大河網
時政要聞
寫在前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殷墟遺址時指出，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我國提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為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后，又一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河南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中國現代考古學從河南起步，中華文明探源從河南開始。近年來，省發展改革委積極爭取中央預算內資金近8億元，重點支持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殷墟遺址博物館以及仰韶村、大河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探尋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傳承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11月4日起，大河網聯合省發展改革委、省文物局推出《追尋文明的足跡》系列報道，一起走進厚重河南。
大河網記者 莫韶華
這里有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統、最早的宮室建筑群和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以青銅冶鑄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為代表的最早的官營作坊區……63年來，四代考古人篳路藍縷、孜孜不倦，用一項項考古成果向世人展示著二里頭遺址的價值和意義。2018年5月28日舉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會指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二里頭遺址遠景
為何說二里頭都邑是“最早中國”？
3800年前，在河洛交匯的今洛陽偃師二里頭村附近，一座夏代中晚期大型都邑彰顯著二里頭的璀璨文化，標志著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據考古發現，夏王朝建立200年后，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建造了同時期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關鍵性遺址，二里頭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目前已發掘面積5萬余平方米，發現一系列輝煌的王朝氣象。
許宏先生最早提出，杜金鵬等先生支持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
有“華夏第一爵”之稱的乳釘紋銅爵
第一，見于最早明文記載。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明確指洛陽平原是“中國”所在。在西周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國就是夏王國。幾十年來的“夏文化”探索表明，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
第二，最早突破龍山時代區域文明的羈絆。在山東的龍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齊家文化和北方的陶寺文化等盛極一時，但最終并未形成超越自我成為更廣泛區域之中心文化的同時，伊洛、嵩山地區的龍山文化卻廣納四鄰文化精粹，升華為廣域文化中心。
第三，對周邊區域文化形成最大文化輻射效應。二里頭文化雖然是廣域文化中心，但其四周還分布若干區域性文化單元，二里頭文化與它們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遠距離傳播，如東南之江淮地區、南方之江漢地區、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洮流域、北方之赤峰地區，都可以見到二里頭文化的蹤跡。而其他周邊文化則無一能及。
第四，與商周文明有直接傳承關系。考古學研究表明，商、周從方國入主中原建立商、周王國，而商王國直接建立在夏王國的基礎之上，此后的周秦漢唐一脈相承。因此，二里頭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正統源頭。
綠松石龍形器
第五，龍崇拜的正宗源頭。二里頭發現了大量龍形象文物，尤其是出土于貴族院落內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譽為“中國龍”。盡管龍形象已見于此前較廣泛區域的史前遺址，但皆不及二里頭的龍與后代龍形象關系直接、密切。
二里頭遺址功能區
“四車道”道路 用“九宮格”劃分規整功能區
2022年9月，二里頭遺址公布考古成果，發現宮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還有宮北路上的門道、宮城以西區域圍墻的東南拐角等。
新發現的這200余米道路，寬約16米，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4條車道，在宮殿區外圍的道路最寬達20米左右。在汽車逐漸普及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道路的寬度也只有10米左右。二里頭遺址至今發掘5萬多平方米，僅發現了兩段間距1米寬的雙輪車轍的痕跡，說明當時雙輪車的數量非常少。所以，鋪設這么寬的道路，通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能。
“結合6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們認為，二里頭都城主要是通過主干道路劃分出規整的功能區，用兩縱兩橫4條道路搭成‘井’字形框架。在這個‘九宮格’布局中，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在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都城規劃特點，代表了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告訴記者。
考古現場
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在趙海濤看來，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形態，進入了王朝國家階段，是向前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最重要起點和標尺。因此，二里頭遺址及相關研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點，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占據著無可替代、最為重要也最為關鍵的地位。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研究中國王朝國家形態、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遺址。”趙海濤表示，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劃時代的橫空出現過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區在與周邊文化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態，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二里頭文化以高度發達的控制網絡和統治文明，成為距今3800～3500年前后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廣域王權國家。與此同時，其他區域多進入文化和社會的衰落時期，二里頭文化向四方強勢擴張、輻射文化影響力，中國歷史由“多元化”的邦國時代進入到“一體化”的王國時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趙海濤認為，二里頭文化許多制度層面的建樹是史無前例的。例如，大型夯土基址為代表的宮室制度，以中型墓葬為代表的各級墓葬所顯示的墓葬制度，以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青銅兵器群、玉質禮器群、玉質兵器群、綠松石龍形器等遺物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達程度的宮廷禮制、禮樂制度已經形成，國家已經出現。二里頭文化這些具有高度輝煌王朝氣象的創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繼承，并對周邊文化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其占地面積246畝，總建筑面積為3.2萬平方米，總投資6.3億元，展出文物1500余件，基本陳列“華夏第一王都”包含“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紀探索”三部分，榮獲“2019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精品陳列”。2020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對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保護、宣傳和夏文化的研究等作出了重要批示。2020年11月，孫春蘭副總理視察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給予高度評價。夏博目前已接待中外游客300余萬人次，開展學術會議近20場，建成的考古實驗室和“早期中國研究中心”在推動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舉辦研學、講座等社教活動50多次，打造的“最早中國”研學品牌和“二里頭大講堂”深入人心、廣受歡迎；與省內外多家文博單位合作，共策劃臨時展覽7場、參與外展6次，初步構建了“早期中國系列展覽”，已成為夏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研究、展示、傳播的主陣地，闡釋中華文明起源、發展歷程的中心。
趙海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主持或參與二里頭遺址多項重要發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Ⅴ”子課題等多項重點課題，在《考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刊發表30余篇學術成果。代表作有：《二里頭都邑聚落形態新識》《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存探析》等。參與主編并主筆的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入選2014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中國社會科學院10項重大科研成果，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十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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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網免責聲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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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殷墟遺址時指出，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我國提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為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后，又一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河南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中國現代考古學從河南起步，中華文明探源從河南開始。近年來，省發展改革委積極爭取中央預算內資金近8億元，重點支持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殷墟遺址博物館以及仰韶村、大河村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探尋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傳承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11月4日起，大河網聯合省發展改革委、省文物局推出《追尋文明的足跡》系列報道，一起走進厚重河南。
大河網記者 莫韶華
這里有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統、最早的宮室建筑群和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以青銅冶鑄作坊和綠松石器制造作坊為代表的最早的官營作坊區……63年來，四代考古人篳路藍縷、孜孜不倦，用一項項考古成果向世人展示著二里頭遺址的價值和意義。2018年5月28日舉行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會指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二里頭遺址遠景
為何說二里頭都邑是“最早中國”？
3800年前，在河洛交匯的今洛陽偃師二里頭村附近，一座夏代中晚期大型都邑彰顯著二里頭的璀璨文化，標志著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據考古發現，夏王朝建立200年后，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建造了同時期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作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關鍵性遺址，二里頭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目前已發掘面積5萬余平方米，發現一系列輝煌的王朝氣象。
許宏先生最早提出，杜金鵬等先生支持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
有“華夏第一爵”之稱的乳釘紋銅爵
第一，見于最早明文記載。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明確指洛陽平原是“中國”所在。在西周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國就是夏王國。幾十年來的“夏文化”探索表明，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
第二，最早突破龍山時代區域文明的羈絆。在山東的龍山文化、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西方的齊家文化和北方的陶寺文化等盛極一時，但最終并未形成超越自我成為更廣泛區域之中心文化的同時，伊洛、嵩山地區的龍山文化卻廣納四鄰文化精粹，升華為廣域文化中心。
第三，對周邊區域文化形成最大文化輻射效應。二里頭文化雖然是廣域文化中心，但其四周還分布若干區域性文化單元，二里頭文化與它們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遠距離傳播，如東南之江淮地區、南方之江漢地區、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洮流域、北方之赤峰地區，都可以見到二里頭文化的蹤跡。而其他周邊文化則無一能及。
第四，與商周文明有直接傳承關系。考古學研究表明，商、周從方國入主中原建立商、周王國，而商王國直接建立在夏王國的基礎之上，此后的周秦漢唐一脈相承。因此，二里頭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正統源頭。
綠松石龍形器
第五，龍崇拜的正宗源頭。二里頭發現了大量龍形象文物，尤其是出土于貴族院落內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被譽為“中國龍”。盡管龍形象已見于此前較廣泛區域的史前遺址，但皆不及二里頭的龍與后代龍形象關系直接、密切。
二里頭遺址功能區
“四車道”道路 用“九宮格”劃分規整功能區
2022年9月，二里頭遺址公布考古成果，發現宮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還有宮北路上的門道、宮城以西區域圍墻的東南拐角等。
新發現的這200余米道路，寬約16米，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4條車道，在宮殿區外圍的道路最寬達20米左右。在汽車逐漸普及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道路的寬度也只有10米左右。二里頭遺址至今發掘5萬多平方米，僅發現了兩段間距1米寬的雙輪車轍的痕跡，說明當時雙輪車的數量非常少。所以，鋪設這么寬的道路，通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能。
“結合6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們認為，二里頭都城主要是通過主干道路劃分出規整的功能區，用兩縱兩橫4條道路搭成‘井’字形框架。在這個‘九宮格’布局中，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在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都城規劃特點，代表了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告訴記者。
考古現場
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在趙海濤看來，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形態，進入了王朝國家階段，是向前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最重要起點和標尺。因此，二里頭遺址及相關研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點，在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占據著無可替代、最為重要也最為關鍵的地位。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是研究中國王朝國家形態、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遺址。”趙海濤表示，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劃時代的橫空出現過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區在與周邊文化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最終融匯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態，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二里頭文化以高度發達的控制網絡和統治文明，成為距今3800～3500年前后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廣域王權國家。與此同時，其他區域多進入文化和社會的衰落時期，二里頭文化向四方強勢擴張、輻射文化影響力，中國歷史由“多元化”的邦國時代進入到“一體化”的王國時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趙海濤認為，二里頭文化許多制度層面的建樹是史無前例的。例如，大型夯土基址為代表的宮室制度，以中型墓葬為代表的各級墓葬所顯示的墓葬制度，以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青銅兵器群、玉質禮器群、玉質兵器群、綠松石龍形器等遺物為代表的器用制度，表明代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達程度的宮廷禮制、禮樂制度已經形成，國家已經出現。二里頭文化這些具有高度輝煌王朝氣象的創造，多被后世的商周王朝繼承，并對周邊文化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其占地面積246畝，總建筑面積為3.2萬平方米，總投資6.3億元，展出文物1500余件，基本陳列“華夏第一王都”包含“第一王朝”“赫赫夏都”和“世紀探索”三部分，榮獲“2019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精品陳列”。2020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對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保護、宣傳和夏文化的研究等作出了重要批示。2020年11月，孫春蘭副總理視察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給予高度評價。夏博目前已接待中外游客300余萬人次，開展學術會議近20場，建成的考古實驗室和“早期中國研究中心”在推動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舉辦研學、講座等社教活動50多次，打造的“最早中國”研學品牌和“二里頭大講堂”深入人心、廣受歡迎；與省內外多家文博單位合作，共策劃臨時展覽7場、參與外展6次，初步構建了“早期中國系列展覽”，已成為夏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研究、展示、傳播的主陣地，闡釋中華文明起源、發展歷程的中心。
趙海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主持或參與二里頭遺址多項重要發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Ⅴ”子課題等多項重點課題，在《考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刊發表30余篇學術成果。代表作有：《二里頭都邑聚落形態新識》《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遺存探析》等。參與主編并主筆的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入選2014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中國社會科學院10項重大科研成果，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十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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